美丽中国心得(收集3篇)

时间：2024-06-29 来源：

美丽中国心得范文篇1

如今的她，已是时尚商人圈中美貌、财富、慈善的代名词；是单身并身家过亿的总裁，像雷诺阿笔下的英国淑女，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让你可亲可近的高贵与优雅……

她就是罗丽芬，一位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女子，一位创造着美丽奇迹的“美丽女王”。

不做上帝花园的特别花朵

“上帝有一个很大的玫瑰花园，而他每次无法从中轻易找到最漂亮的那一朵，于是，他决定在那朵他要找的最漂亮的玫瑰花瓣上留下记号，所以，就选中了你……”她永远无法忘记，这个童年时父亲为她编织的美丽童话。

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罗丽芬的右脸上就带着一个小黑点，看起来像一颗大痣，在素净、端正的五官上配着这么一个小黑点，显得很“特别”。随着年龄渐长，小黑点不断扩大，占据了她大半个右脸。

上小学时，老师因为她右面颊的那块胎记而宣布得了校级最高分的她不能继续参加县里的演讲比赛。那天，她哭着跑回家，但聪明又善良的父亲告诉她，“你脸上的胎记是上帝特意在最美丽的女儿脸上留下的记号。”

可是，罗丽芬知道，“上帝的记号”是爸爸的安慰，她不想做一个有记号的特殊的人，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从此长出一棵小小的愿望树：愿意用所有东西，换一张和左脸一样的右脸。

正如罗丽芬在其自传《决心美丽》中描述的那样：由于那块胎记的缘故，罗丽芬放弃了母亲希望她学习古典钢琴的愿望，而立志从事美容这个行业，冥冥中好像是在履行上帝赋予的职责。也许是童年的那些灰色记忆，从十六岁起，她就立志用这一生，用美丽之术、善良之心去帮助更多的“不幸”女人。

创造美丽奇迹

19岁的青涩年纪，当别人还在为升学而埋头书堆时，罗丽芬却挥别校园，开始踏上追逐美丽梦想的旅程。她以15万元资金为基础，在台中市的热闹街头开设了一家以纹眉、纹眼线为主的美容工作室，在开店半年内就创造出丰厚的利润，几乎每个月都达到60万以上的净利；然而，罗丽芬并未因财富而停步，她开始赴日本、法国、香港学医，成为抗衰老、冷冻医学方面的专家，并运用生物技术结合冷冻医学，激发生长因子及表皮生长因子的疗法，成功地祛除了脸上的胎记，而且做到了不留一丝痕迹的完美效果。“这是上帝留给我最美丽的礼物，没有它我不会有如此大的动力一直努力至今。”罗丽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征服了上帝给她的记号，创造了美丽奇迹，更征服了所有爱美的女性。10多年来她已经帮助上万人完成了祛除胎记的梦想。

复制美丽连锁扩张

凭借在美容界的资深经验，加上丰厚的医学背景（她是香港中医研究院学主攻皮肤科的学士、国际医学美容协会总顾问），罗丽芬的美容专栏与讲演遍布各大媒体，并且与台湾著名主播朱卫英在飞碟电台共同主持一个美容节目。

但是，身兼经营者、广播人、作家并且是许多专业团体顾问的她，更重视对美容市场的观察，对她来说重要的是具有敏锐的胆识，不断创新才更具挑战性，才是她的经营目标。她要做市场上没有的，那样才更具成就感。于是，经过缜密的考察和研究，她于1989年在台湾首推超声波美容；1994年推出冷冻医疗；1997年推出矿物质微量元素疗法；2001年推出基因工程；2002年推出纳米科技，这些都是现代化高科技医疗手段，不但给顾客解决了多年来的医疗美容问题，也让罗丽芬利用这些高科技走在了同行的前面，在业界引起轰动、掀起潮流，同行们对于永远都能走在美容科技前沿的她保持着高度的好奇心。

罗丽芬经常说：女人只要美丽就会有财富。所以，在她人生字典中最重要的就是美丽，因为美丽可以带来心灵的快乐和幸福，以及健康的身体。一如她因为喜欢美丽，所以赚到了美丽，也赚到了财富和荣誉。由于在美容界创造的诸多“特绩”，她被评为2004年中国女性创业年度风云人物、2004年最时尚的创业女性、SOHU评选冠军、北京市女企业家协会、妇女联合会2003年度“优秀创业女性”、世界华商妇女联合会首届十大最具影响力女企业家和台湾第四届生化医学类海内外女创业楷模。

从1986年开第一家连锁店以来，她的连锁店如今除台湾外，还开到了大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欧美等地区。同时，她在美容连锁店在形式上实行直营店、加盟店及特许专卖店等多重灵活组合。2003年，罗丽芬正式将畅销国际美容市场的法国“葛林若”纳米科技系列保养品引进投入国内市场，以品牌质感带动加盟效应，在大陆美容市场创造出二十个省份的成绩。

对于经营美容王国，罗丽芬不仅有远大的理想蓝图，更拥有能有效执行成功经验的保障支持团队。罗丽芬擅于运用团队的力量，从身边充分发掘各种可用专业人才，让企业无论是垂直的上下游美容器材产销还是平行的各事业体之间资源共享及研发拓展等都以“团体战”的方式进行。在近二十年的业务拓展经验学习中，她更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近似工厂“装配线”的高效率加盟模式，从人员训练、店面选址装潢、耗材管理、财务店务管理等等都有成功实务及数据为佐证，让加盟体系成员以“复制?整店输出”的方式参与美容行业，轻松复制美丽，开启美丽人生。

美丽以慈善为注脚

美丽中国心得范文篇2

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期间，“美丽中国”又一次被代表委员所关注，代表委员就建设“美丽中国”纷纷建言献策，从娃娃抓起、从日常生活做起、生态文明建设、呵护美丽乡村、重视旅游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在代表委员的讨论中，建设“美丽中国”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建设“美丽中国”的困难也越来越凸显。

“美丽中国”不是梦

“美丽中国”，美在山川，美在文化，美在历史，更美在人文。

在两会中讲述美丽中国梦的代表有很多。生态环境的保护，已成为人人关心的话题；“美丽中国”的建设，更是人皆有之的梦想。

如何建设一个“美丽中国”？要做好顶层设计，不让人口过于集中在特大城市；要联防联控，区域综合治理；要集约发展，减少污染……人人都有一个美丽中国梦，这个梦需要每个人的努力才能变成现实。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大理州州长何华认为，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云南，应该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自国家实施长江中上游天然林禁伐以来，、云南等地的生态保护成效显著。目前，云南省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国土面积的52%。但由于多种原因，云南等地许多地方生态环境仍较脆弱，产业结构单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当地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因强化生态保护而被限制或禁止开发。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和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应考虑生态补偿因素，国家和地方可分别开展生态补偿试点。”何华建议，当前，应采取有效行动，尽快落实相关精神。可由中央制定碳排放标准，通过市场交易方式，超标的地方向节约的地方买指标，使发展工业的地方与生态保护的地方都有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王永康认为，实现经济跨越发展、民生显著改善，应走出一条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绿色生金”之路。丽水紧水滩电站建成发电后，周边乡镇一度依托工程遗留下的闲置用房发展工业。几年前，紧水滩镇把工业企业迁出去，专心发展生态旅游，库区周边办起几十家渔家乐，渔民生活富裕起来，环境也得到保护。

丽水市遂昌县高坪乡的3个村联合将“好山好水好空气”打包整合，举办“生态拍卖会”，3个村一年的休闲养生服务权拍出174万元，乡村休闲游的“遂昌模式”已被评为全国山区旅游发展的典范。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市长金长征表示，美丽中国建设，必须把打造美丽乡村作为主战场，着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金长征建议，国家应从战略层面上强化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理念，明确把建设美丽乡村作为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美丽中国的重中之重，进行专项部署、专门推进。

四川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党委书记秦福荣代表认为，风景名胜区承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和载体，无论在文化传承方面还是在生态建设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如果每个风景名胜区都将环境建设、生态质量提升作为重要目标，不破坏生态，不污染环境，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率先垂范，建设优美生态环境，弘扬传统文化，那么通过风景名胜区的示范和影响效应，就会教育游客和公众尊重自然和历史，珍惜生态和环境，全社会自然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作为生态屏障地区，在生态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急需政策予以更多的支持。”湖南怀化市市长李晖代表说。

她以怀化市为例向记者介绍：怀化现有林业用地面积3038万亩，其中有581万亩国家重点公益林和173万亩国防林，活立木蓄积量为669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68.7%，属全国九大生态良好区之一。“但是，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生态保护、生态建设面临一定的困难。”

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认为，应尽快制定“建设美丽中国”行动方案。周绪红说，我国过去多年的高速发展，业已导致严重的生态欠账，各类生态环境灾害事件频繁发生，频频为我们敲响警钟。

周绪红表示，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科学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切实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次要完善和优化与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特别加强法制保障的衔接性、时效性、可操作性和执法力度。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中国所有人共同的事情。”周绪红说。

“我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能够将江西省作为‘美丽中国’的试验省，我们秀美江西具备这样的条件”，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在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江西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总理的报告是将十报告规划的宏伟蓝图在今年具体化的报告。在十报告的九个部分当中用一部分专讲生态文明，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这是一个艰巨的目标，这是一个需要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努力奋斗的目标”，苏荣说。

苏荣强调，几十年来，江西历届省委省政府在生态治理上花了大本钱，包括投入重金植树造林、建设污水处理厂等。目前江西已初步具备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全省人民保护环境，建设环境，保护生态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工商联副主席、河南天伦集团董事长张瀛岑认为，不是说大家生活得好、环境好才是美丽中国，而是应该给人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包括质量良好的空气，低的发病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国人的意识问题，还有就是力度的问题。

“旅游业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产业。”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潘碧灵表示，“旅游业的发展应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和改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突出旅游业在节能环保、减少资源消耗等方面的优势。”

“游客进入一个景区，不可能不对那里产生任何影响，但不能因此就忽略旅游对于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的巨大作用，如果能够协调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和当地人民生活的关系，大力发展绿色旅游，旅游业的发展就一定会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施杰说。

“建设美丽中国重在发展，因为贫穷不是美丽。”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说，要通过经济发展、科学发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让百姓富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让人们做到心灵美。在这方面，旅游业大有可为。

“我国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众多很美的地方还没有开发。”陈冀平希望，在建设美丽中国过程中，有关部门应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做好交通、住宿等配套设施建设，在做好硬件建设的同时，也要重视旅游文化等软件建设，因为这能够让游客的心灵得到净化，真正地感悟美丽。

“我眼中的美丽中国是人人享有富裕的生活，不再为教育、医疗、环境、社会保障等领域存在的问题感到焦虑。在美丽的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人都很幸福。”全国政协委员何春说。

“最理想的环境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美丽中国应该有青山绿水，生态植被不被破坏，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毛新宇少将以此描绘自己心中的“美丽中国”。

“愿全社会同心协力，为我们自己，为子孙留下一片可以成为美丽中国标识的蔚蓝天空！”全国政协委员何维的一席话道出了人们的心声。

改变发展模式

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

1月份笼罩140万平方公里的雾霾天气、地下水大面积污染……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方式再受拷问。动辄灰蒙蒙的天空告诉我们，现在的环境自净能力已经岌岌可危，要建设美丽中国，转型发展刻不容缓。在探讨实现“美丽中国”的路径时，代表委员将焦点不约而同地放在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

邱丽霞委员认为，建设美丽中国，首先要建设绿色中国，最重要的是空气、水、食物，这是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的事情。

“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太快，导致环境污染、能源紧缺。”邱丽霞说，人民的幸福，要靠绿色低碳的环境来保护，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的提出，说明我们国家领导人已经关注到资源过度开发的现象，我们应该放缓脚步，注重发展的质量。

崔永元委员认为，太追求GDP的发展速度，太重视具体经济指标和数额，都是科学发展观没有落实好的“症状”。“当前的经济模式太过粗放，过度依赖于资源开发，这些后果，老百姓都能感受到，不用看数据，连喘气都能感受到。眼睛不能都盯在GDP上，宁愿GDP少一点，经济发展速度低一点，我们不愿意吸这样的空气，更不愿意让我们的后代去吸这样的空气。”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工商联副主席、河南天伦集团董事长张瀛岑谈到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时表示，现在环境保护应该是重中之重的重视点，现在就应该出台政策，拿出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引导。因为火力发电燃煤污染大气比较严重，应该使用天然气或者别的清洁能源来发电，这就需要政府补贴，还包括电怎样调整，怎么规划等，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广。

“基层老百姓既想富裕有发展，又希望环境优美，这并不矛盾。我所在的山联村生态旅游做得好，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还有富裕的生活。”无锡市山联村的大学生村官朱虹代表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希望像山联这样的农村越来越多，让一个个美丽乡村串起更美丽的中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代表说：“GDP第一，还是健康第一。现在到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空气污染问题非常值得重视，再这样发展下去，若干年后肿瘤患者可能成几何级数增加，到那时算账就晚了。”

黄小晶代表说：“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这有什么用呢？保护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是提高认识，如果认识不到位、不深刻，就无法决定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全国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表示，宁夏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发展受资源环境制约的矛盾较为突出，“绝不能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发展经济。”

安徽因黄山闻名海内外，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经济再发展，GDP、财政（收入）再高，黄山美丽中国的核心区域搞坏，我们就要贻害子孙！”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啤酒公司董事长孙明波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有目共睹，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然而在这张经济快速发展的“账单”背后，却是环境的不断恶化。究其原因，是企业过度追求总量指标盲目求“大”，对风险指标、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等关注度不够，导致企业在发展中出现了“偏科”现象。

孙明波表示，真正要做到业绩与环保的“双轮驱动”，需要企业耐得住在成本控制上的诱惑，用做实业的精神做环保；将运营模式、管理机制、科技研发、企业环保文化等保障环保的理念落地，不要让环保承诺成为空头支票。

实现美丽中国任重道远

每次走出人民大会堂，来自云南的杨艳代表总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天。蓝天白云就心旷神怡，漫天扬尘则秀眉微蹙。

“在家乡，我的梦想是德昂族的百姓能有更便利的交通、更便捷的医疗，能在附近工厂工作。”杨艳说，“来到北京后，每天首先盼望的是有一片蓝天。”

“一片蓝天”是杨艳代表的心愿，也是所有代表委员的心愿。一方面是“美丽中国”梦想，一方面是“雾霾”、“水污染”、“荒漠化”的严峻现实。代表委员们清晰认识到建设美丽中国时不我待。

“如果连呼吸的空气都不干净，喝的水都不放心，我们发展经济就失去了意义。要保持山清水秀，还要实现经济发展，我们必须闯出一条新路。”全国人大代表、贵州三都县县长张加春说。

“不能为了GDP不顾一切，但也不能从此就不要GDP了，GDP增长和环境保护可以同时实现，就看你愿不愿意、舍不舍得、会不会去做。”全国人大代表、天柱钢铁集团董事长孟兰芝认为。

全国政协委员赵本山提出了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的提案，针对提案中的山水美，污染少，他表示：“有的农村，被工业污染严重，从最近报道的所谓‘癌症村’，就能说明问题。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全国人大代表李建明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运行，社会财富成几何倍数增长，但同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付出沉重代价。随着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良好环境、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乡村需要绿色GDP！

“我国的水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工业发达的区域，很多地方河道里没有了水清鱼欢的景象。”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说，全社会要树立生态保护的整体性观念，建立合理的规范调整机制以保护生态环境，否则，建设美丽中国就是一句空话。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不矛盾。滕头村走的就是一条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道路。”傅企平说，因为生态环境保护出色，当中国大多数农民把目光瞄向城市的时候，滕头已开始搞起了乡村旅游，把城市居民吸引到了农村。

2012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万元GD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工业排污更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这一事实促使中国开始认真审视过度追求GDP的缺陷，审视只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资源损失以及人的福利的传统路径。

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是在快速发展，成就非常可观，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也可以说是高昂的代价。”

“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大量能源消耗，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何崇元代表说，经济短板式发展进一步扩大城乡发展差距，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说：“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美丽中国心得范文篇3

关键词：丽；楚文化；雅丽；审美内涵

“丽”在中国美学史上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审美范畴，用以评物、品人或鉴赏文艺作品的形式美感和艺术风格，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审美范畴之一，贯穿中国古典美学的整个历程。

一、“丽”的美学历程

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诞生，大多建立在人对自然与人事的直观体验基础上，是人对客观现象的感官经验的审美升华。“丽”作为美学范畴的确立，经历了一条由“评物”、“品人”到“赏文”的美学历程。

“丽”之本意是旅（俗字写作“侣”）行，即两两并驾而行。许慎《说文解字》说：“丽，旅行也。鹿之性，见食急则必旅行。从鹿丽声。”所以“丽”又有偶对之意。《周礼·夏官·校人》：“丽马一圉，八丽一师。”郑玄注：“丽，偶也。”后引申为“依附”、“附着”讲。《易传·彖传上》释“离”挂：“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王弼注：“丽，犹著也，各得所著之宜。”孔颖达疏：“丽，犹谓附著也。”由于“丽”指一物附着于另一物，故又引申为人或事物形式的美好。如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云：“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战国以后，“美好”、“华丽”之义作为“丽”的核心义项逐渐固定下来，而“偶对”、“附着”等义也包含在“丽”的核心义项中。

“丽”作为审美范畴运用于文艺批评领域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亡征第十五》曰：“喜淫刑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韩非子强调文学的功用性，认为过分追求文辞的华丽是亡国的征兆。此处韩非子其目的虽不在于进行文学批评，但“丽”客观上已进入文艺批评领域。

两汉时期，“由于文士的独立存在，辞赋的兴起，‘文章'概念内涵的日趋专一化，文学‘丽'的特征也被揭示出来。”[1]此时，“丽”在文艺批评领域的运用更为频繁，人们多用“巨丽”、“壮丽”、“弘丽”、“侈丽”等词汇来评价汉赋的辞丽。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评司马相如之赋：“《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但真正将“丽”作为文学批评概念来用的是扬雄，其《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在扬雄看来，丽是汉赋的首要审美特征，“丽以则”与“丽以淫”的区别在于把握好丽的度，不能因文辞的过度靡丽而淹没了其讽谏之义。汉代文人对汉赋的丽美特征的自觉追求和一群以“丽”为骨干的子范畴的高频使用说明了“丽作为审美特征和审美情趣得到普遍认同，构成了时代的审美风潮。……昭示着文学开始用美来规定自身，同时也标志着丽本身作为一个美感形态已经形成。”[2]

汉魏六朝时期，“丽”范畴逐渐走向成熟和兴盛，并成为六朝美学的外在形态，确立了它在中国美学范畴中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丽”范畴的能产性和衍生性得到了空前的扩大，派生出众多以“丽”为核心的审美范畴，如“绮丽”、“清丽”、“雅丽”、“艳丽”、“遒丽”、“靡丽”、“巧丽”等，预示了“丽”作为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愈益活跃的前景。另一方面，经曹丕、陆机、刘勰、钟嵘诸文论家的努力，“丽”这一美学范畴最终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论到观念论方向的转变，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开放性的“丽”范畴审美系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的理论命题具有开一代之诗风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将“丽”范畴推到了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的最前沿。曹丕要求诗赋文辞华丽，并将丽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美学标准，标志着建安文学逐渐摆脱了两汉经学的牢笼，对文学的形式美有了自觉的追求。并且，“‘丽'的自觉，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文学的自觉。”[3]但曹丕的观点仅触及“丽”范畴的表层内涵，即文辞的巧丽，而其深层内涵，即情思的绮丽，则是由陆机提及的。陆机在沿承曹丕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绮靡”即“绮丽”之意，指文辞的华丽。陆机认为，文因情生，情丽相依，只有拥有绮丽的情思才能拥有绮丽的文辞，阐明了情与丽的内在关联性。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丽”作为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异常地醒目起来。《通变》曰：“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刘勰把从上古到刘宋的文学发展史概括为由“质”到“丽”的演变史，并在齐梁转向诡诞新奇，逐成文病。为补救齐梁时期伪情淫丽之文风弥漫的弊病，刘勰深刻地阐发了情与丽的关系，并以情救文，以“雅”饰“丽”。《诠赋》：“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稍后钟嵘在《诗品》中也提出“典丽”、“温丽”等范畴来深化“丽”的内涵。

到了初唐时期，六朝靡丽文风遭到士人猛烈批判。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子昂批评齐梁诗文“逶迤颓靡，风雅不作”，标举“风骨”、“兴寄”，开一代诗风。自此，文学审美趣味为之一变，褪尽六朝余风，“风骨”范畴也取代“丽”范畴占据了时代的中心位置。中唐以降，封建社会开始从整体上由鼎盛渐渐走向衰落，士人阶层的精神状态趋于内敛，文学的审美趣味更为突变，转而追求清韵平淡之美，注重“平淡”、“格调”等艺法范畴[4]，而“丽”范畴已不能更直接敏感地反映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退出了古典美学范畴体系的前台，远化和淡化为一般的美学标准，后虽在诗论、词论、曲论、小说理论等领域得到深入阐释，但已不再具有显赫的理论地位。

二、“丽”与楚文化

李泽厚先生认为：“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5]其实，美学范畴也是一种“有意味”的范畴，它积淀和溶化着某种社会内容和社会情感，并与特定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联系地一起。作为美学范畴的“丽”，表现出一种对生命和情感的赞美，它与“惊采绝艳”的楚文化，尤其与楚民族巫术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楚文化是上古时期以长江中游的楚国为中心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圈，伴随着楚国的强盛和扩张，楚文化的影响殊为深远，波及半个中国。李学勤先生认为：“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北上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世，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天山东省境。说楚文化影响所及达到半个中国，并非夸张之词。”[6]楚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原始巫术色彩。《吕氏春秋·异宝篇》云：“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子，从名家到法家，从铜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7]那威严狞厉的神兽图腾，那如癫如狂的祭神歌舞，那艳丽生动的漆器纹饰，那奇谲瑰丽的神话传说，那激宕淋漓的美丽诗篇，都因巫术文化而延续下来，使楚文化绮丽耀眼，光影满目，充满着狂放的生命力和无羁的想象力。正是在这种人神杂处、想象奇异、情感炽烈的浪漫世界里，楚人执着地追求着一种迷狂怪诞的诡丽之美，以满足自我的感官审美感受，张扬他们那具有原始野性的强烈生命力，从而求得主体心灵的自足。这正是楚文化的灵魂所在，并伴随着楚文化的传播而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

“纵观中国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始终存在着正统的中原文化与非正统的楚文化对峙的局面。”[8]而产生这种文化对峙的根源则在于两种文化中以巫术、神话为核心的巫文化的不同演变方向。夏商时代，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巫史不分，巫官是文化的掌控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而史官的职务起初也是宗教性的。到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鬼神地位的下降，人力的作用受到重视，于是巫衰而史盛，史官从巫官中脱离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史官将神话通过“传说”演绎为“历史”，宣扬先祖的丰功伟绩，论证王朝的合法存在，使神话最终被历史化、政治化。《诗经·大雅》中被称为周民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作品，赞颂了从半人半神的后稷到文圣武德的武王的勋绩，记载了周王朝受命于天，发展壮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9]儒家把原始文化伦理化为以礼、乐为核心的现世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务实际、讲功利、重理性的现世品格，而这种文化性格的审美特征就是“雅”，即一种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理想。

南方的情形则与中原迥异，即使到了东周时期，巫风仍然盛行。南方的巫官尽管也人事化、世俗化，但仍以祭祀鬼神、交通人神为主要事务。姜亮夫先生说：“自春秋战国以来，北方诸国，巫之职已不如史职之尊；而南土尚重巫，故楚君臣祀神祝祭之事为特多，此其文化习性然也。”[10]与北方的巫之史化、原始文化伦理化不同，南方则是巫之诗化、原始文化艺术化。巫术中那神秘而又富有韵律的咒语、祝词之类的巫术语言逐渐链化为奇诡华丽的诗篇。如《楚辞·九歌》原是流行于楚地的民间祭歌，它本就是一种与巫祝有关的宗教文学。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兴盛于南方的道家学派则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巫术逐一艺术化，把人自然化，从摆脱人际关系中寻求个体的价值，强调精神的逍遥，而与整个大自然合为一体。道家把楚巫文化艺术化为以“心游”为核心的隐世文化，造就了中国文化尚精神、超功利、重感性的隐世品格，而这种文化性格的审美特征就是“丽”，即一种追求生命之自由艺术化的审美理想。

“雅”与“丽”的对峙，可以说是儒家与道家、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审美理想上的基本对峙，而其对峙的根源则在于“心”的“礼”化与“艺”化的对峙：儒家将人性伦理化，而道家将人性艺术化。当这两种相对峙的审美理想渗透到中国文学中时，则又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即先秦理性精神主宰的五经系统和楚汉浪漫主义主宰的楚辞系统。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雅'是来自五经的系统，所以代表文章由内容之正大而来的品格之正大；‘丽'是来自楚辞系统，所以代表文章形相之美，即代表文学的艺术性。”[11]随着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文学的自觉，“雅”与“丽”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到魏晋六朝时产生出一个在意蕴上更为成熟的审美范畴——“雅丽”。

三、“丽”、“雅”与“雅丽”

黑格尔曾经说过：“概念本身并不象知性所假想的那样自身固执不动，没有发展过程，它毋宁是无限的形式，绝对健动，好象是一切生命的源泉（punctumsaliens），因而自己分化其自身。”[12]中国古典美学审美范畴具有极强的自我推衍性，一个核心范畴往往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子范畴，从而形成一个范畴集群。此外，各个核心范畴多具有较广的意蕴涵盖面，又可与另一意义相邻的范畴集群中的核心范畴交融，从而构成新的范畴。

两汉时候，以“丽”、“雅”为核心的审美范畴开始大量衍生，表现出很强的理论活性，到魏晋时期分别已呈系统化的生态。如以“丽”为核心的子范畴有“弘丽”、“巧丽”、“清丽”、“壮丽”、“温丽”、“靡丽”、“遒丽”、“华丽”、“雅丽”、“赡丽”等；以“雅”为核心的子范畴有“温雅”、“尔雅”、“明雅”、“典雅”、“闲雅”、“古雅”、“清雅”、“弘雅”、“雅润”、“雅丽”等。在这众多审美范畴中，最具美学意义的，对古代文学、美学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雅丽”这个新范畴。“雅丽”范畴的产生并不是“雅”与“丽”这两个核心范畴偶然的、简单的组合，其所包涵的深层意义在于：“雅”与“丽”的结合其实质反映了古典美学中儒家与道家的美学思想的互补，以及中国文化中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互补。“雅丽”范畴是中国文化实现了大融合后古典美学走向鼎盛时期的必然产物，代表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审美理想。

从“丽”范畴发展到“雅丽”范畴，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却经历了从战国末期到齐梁之际近八百年的历史潜进过程。

战国后期，随着各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征伐，地域文化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快，中原和楚国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与中原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楚国贵族的审美趣味，文兼雅丽的审美风趣已经成为士大夫们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屈原的《离骚》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代表。《文心雕龙·辩骚》中记载了刘安、班固等人对《离骚》的评价。刘安认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班固则云：“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可以看出，刘安的评价主要侧重《离骚》的内容中正典雅之美，而班固偏重其文辞艳丽雅正，然这些都反映了《离骚》雅丽兼备的审美特征。

汉代虽然在政治制度上继承秦朝旧制，但在文化上却是楚文化的后裔。赋是汉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吸取先秦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而成的一种新的文体，在审美风格上继承了楚辞弘丽的艺术特色，故有“楚艳汉侈”（《宗经》）之说。但从扬雄“丽以则”与“丽以淫”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儒对汉代文学丽美特征的雅化。汉代也是诗歌的时代，诗歌在汉代经历了由四言体到五言体的发展历程，而汉代诗风则经历了由西汉乐府诗的质朴古雅到东汉文人诗的风清辞丽的转变。《文心雕龙·明诗》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无论是“雅润”还是“清丽”，其共同的审美特征都在于雅丽兼备互补。诚如徐复观先生所说：“雅中渗入若干丽之成分则成‘雅润'，而丽中渗入若干雅之气味则成‘清丽'。”[13]

魏晋时期，因汉代经学束缚的解除，士人心态开始世俗化，出现了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风气。魏晋玄学的兴盛，一方面促使士人阶层摆脱名教的束缚，提高了个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也使士人阶层在精神上更执着于人生，在心态上更趋于世俗。正如罗宗强先生言：“正始玄风，从其特质说，它是建安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思想的理性发展。它探讨的许多命题，归根结底都与感情、个性、欲望有关。”[14]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内化到文学的审美趣味上就是重感官、尚轻艳的文学思潮的盛行。《文心雕龙·明诗》论晋诗：“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繁缛新丽的审美趣味正是士人阶层世俗化的心灵世界的外现，也是那个乱世之下士人阶层在政治热情消退后借文学来艺术化人生的矛盾内心的折射。这种审美趣味的极端表现是以描写男女情爱为主，重音律辞采的齐梁宫体诗的盛行。齐梁宫体那轻艳靡丽的诗风，正是魏晋六朝时期儒学衰落后尚丽思潮在缺乏“雅”的补正情况下极度世俗化的必然结果。

“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其鲜明的针对性。”[15]“雅丽”范畴也一样，它虽然是中国美学发展成熟的必然结果，但其最初的提出却是针对六朝靡丽的审美趣味。早在陆机的《文赋》中就针对西晋文学创作的弊端提出了“应”、“和”、“悲”、“雅”、“艳”的补救之法。在陆机看来，文章即使情感雅正，如失其艳丽，亦为文病。陆机主张雅艳兼备，但其重点仍在“艳”。饶宗颐先生认为：“若士衡，则以‘悲'为主，而以‘雅'救‘悲'之失于淫侈，以‘艳'救‘雅'之失于朴质，其所重盖在悲而艳。悲则承建安以来之侧重言情，艳则造成晋宋以后之趋于缛丽。”[16]刘勰继承了陆机既雅且艳的观点，标举“雅丽”范畴来限止六朝尚丽风潮的过度世俗化。《征圣》：“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在刘勰那里，“雅丽”是文学的最高审美理想，是周公孔圣之文的美学特征，是后世文章应师法的典范。“传统中国人有强烈的远古崇拜意识，强调慎终追远，学有本源。”[17]同时，他们又有统摄群言以成一家之言的强烈意识。刘勰正是打着商周圣人之文的旗号来为自己的一家之言奠定合法的根基。刘勰所标举的“丽”与“雅”的统一，是其理论整体构架中文与道的统一、艺与礼的统一、才与术的统一的理想模式的审美外化，是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结果，然穷究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雅丽”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古典美学在理论上已进入它的鼎盛时期，随之而来的有着“神来、气来、情来”之称的盛唐诗风则是“雅丽”范畴最突出的感性表征，也是中国审美意识最完美的形象表现。纵观“丽”范畴的发展历程，由“清丽”而“靡丽”而“雅丽”，恰似走过了一个正反合的逻辑圆环，“丽”范畴在不断精细化、深刻化的同时也不断理性化、伦理化，而这也正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历史发展的缩影。

四、“丽”的美学内涵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丽”范畴处于较高位置，并在其自身的历史流变中积淀了深厚的美学内涵，具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文辞之丽、情思之丽和生命之丽。

如前所述，文辞之丽是“丽”范畴的最基本特征，它是“丽”的表层内涵，古典文论中用“丽”多取此义。如《汉书·艺文志》：“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此“丽”即指文辞的华丽，但因西汉诸家之赋多缺乏真情实感，固其文侈丽，实为文病。情思之丽是“丽”范畴的深层内涵，它决定着文辞之丽的成败。《文心雕龙·情采》：“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作家之文只有本乎真情，发乎性灵，其文才能美丽自然。故北宋范温《潜溪诗眼》云：“巧丽者发之于平淡，奇伟有余者行之于简易。”文辞的巧丽正是情感自然而然流露的结果，虽看似平淡却丽美无比。然而，无论是文辞之丽还是情思之丽，都是人的生命之丽的外化。生命之丽才是文学艺术具有审美价值，并得以长久流传的内在根源。

“中国古人因信奉‘天人合一'，多注意从自由的生命活动的基点上考察文学，从而为自己建构起一个整体的，本体空灵的，且先于逻辑的生命世界。”[18]“丽”正是这个生命世界的审美表征。《易传·彖传上》释“离”挂：“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虽然我们从词义的角度讲“丽”是附着、依附之义，但如果我们从审美形象上看，日月星辰悬挂于天，百谷草木植被于地，这不正是天地万物之生命状态之所在吗？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人的体貌之丽不也正是人的生命力之充盈流溢的表现吗？当古人把“丽”引入文艺批评领域时，“丽”实质上正是主体驰骤扬厉的生命精神的艺术性显现。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丽”范畴会成为魏晋六朝美学的核心范畴，“丽”正是魏晋士人在自我觉醒后高扬个体生命力的审美表现，是人的精神的艺术化。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中，生命之丽的状态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理想人格的本质特征。这种自由状态可以从艺术和人生两个方面显现出来：就艺术而言，它表现为对一切艺术法则的摈弃，在情景交融、主客冥一的艺术意境中感受主体心灵的净化，体验宇宙生气之跃动，这正是中国艺术之“丽”的中核；就人生而言，它表现为对一切名教伦理的解构，在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心灵世界中寻求个体精神的解放，领悟万物生命之自由，这正是中国文化之“丽”的内质。综合上述对“丽”的审美内涵的分析，一言以蔽之，“丽”正是生命力之自由的感性显现。

注释：

[1][3][15]詹福瑞.中古文学理论范畴[m].北京：中华书局，2005：3，82，11.

[2]黄南珊.“丽”：对艺术形式美规律的自觉探索[j].文艺研究，1993，(1)：20-29.

[4]参看汪涌豪《范畴论》第四章第一节.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7][9]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0，82，83.

[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4.

[8]漆绪邦.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

[10]姜亮夫.楚辞通故(第3辑)[m].济南：齐鲁书社，1985：836.

[11][13]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43.

[12]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339.

[1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

[16]饶宗颐.论文赋与音乐[a].罗宗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240.